金属铸币到纸质信用货币的转变，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重大变革，其中反映的通货膨胀问题具有多层次的经济逻辑。
在纸币出现前，通货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贬值：
减重与减成 汉代五铢钱（标准约3.5-4克）在东汉后期出现大量私铸、减重现象，甚至有“剪边五铢”流通。唐代开元通宝初铸时标准为每文约4克，至晚唐减重至2-3克。这种重量下降而名义价值不变的做法，本质是官府或私铸者通过降低金属含量掠夺财富，导致货币购买力隐性下降。
大钱发行 王莽的“一刀平五千”（一枚当五千五铢钱）、三国时蜀汉的“直百五铢”（当百钱），以及唐代史思明的“得壹元宝”当百钱，均通过大幅提高名义面值远超出其金属价值，造成民间拒用或物价飙升。例如蜀汉发行直百钱后，蜀锦价格数月间上涨数倍。
铜钱与绢帛、白银的比价变动 唐代中后期出现“钱荒”，铜钱相对实物（如绢米）的实际价值上升，但这恰反映了通货紧缩与通胀交替的复杂性：官方铸币不足时通货紧缩，而一旦滥铸大钱则局部通胀。
交子出现于北宋四川，最初为私营铺户发行的兑换券（可兑铁钱），后收归官办。其通胀风险在官营后迅速暴露：
财政货币化 古代政府常将货币发行作为财政工具。宋代“交钞”与边境军费直接挂钩（如应对西夏战事），形成“军兴—发钞—贬值”循环，与唐代为安史之乱铸大钱本质相同。
金属货币的物理限制 铜钱沉重，跨区域流通成本高，客观上催生了纸币需求。但纸币脱离金属锚定后，缺乏发行纪律，极易成为通胀载体。
“格雷欣法则”的显现 劣币驱逐良币在货币史上反复上演：北宋四川铁钱区因铁钱笨重才诞生交子，而交子滥发后民众窖藏铜钱、抛售纸币，加速信用崩溃。
从五铢钱到交子的演变，表面上是从足值金属币到信用符号的技术进步，实则暴露了古代政权在财政压力下对货币信用的侵蚀。通货膨胀在金属时代主要通过减重、大钱实现隐性掠夺，在纸币时代则通过超额发行直接暴露。这一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中一个结构性矛盾：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公共属性，与统治者将其作为财政工具的私有化倾向之间的冲突。宋代交子的兴衰，为此后元、明纸币的信用崩溃埋下了伏笔，成为古代中国未能解决纸币信用锚定问题的历史缩影。
